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经博18。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交流访问一年，毕业后前往法国诺欧商学院（NEOMA Business School）担任助理教授。
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踏入学术殿堂之前，或多或少会通过各种途径听说读博的艰辛。然而，如果你问一个即将开启博士之旅的新生，是否会因此心生畏惧，大多数人可能会把这些困难当作耳旁风，仿佛它们只存在于虚构的故事里。回首过去的几年，我发觉自己的博士生涯就像探险一般：整体而言是充实难忘的，但通往终点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挑战和关卡。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不断地放弃舒适和已知，转而在确定性的世界中追寻不确定性。这个过程可能与大多数人的追求背道而驰。
从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来看，对安全和确定性的需求似乎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寻找自己的安全区，以规避风险、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活。
以我们最熟悉的基础教育乃至本科教育为例，学生只需理解并记住课本上的知识，就能获得高分，并在成绩考核体系中得到相应的奖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确定且唯一的知识和明确的评价体系，曾给我带来极大的安全感。我不需要质疑这些知识，只需学会它、记住它、运用它，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学生”的形象。
然而，到了博士阶段，我发现自己曾经依赖的那个给予我极大安全感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真实，就像是由几根树枝支撑着的水晶球，随时可能落地破碎。
我至今还记得博士阶段的第一堂课，老师布置的课前任务是阅读几篇领域里经典的高质量论文。我原以为老师的目的是让我们总结文章的内容和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作业要求却是：“请对以上论文进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缺陷。”老师后来告诉我们，博士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已有的理论和知识。
对于还未能摆脱“好学生”身份的我来说，这个过程真是知易行难。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之前学到的“已知”可能是错误的，还要求我主动去批判这些“已知”，尝试从确定性的水晶球中凿出一个不确定性的缺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已有知识的不足，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和完善。
我有时戏称，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多少都有些“钻牛角尖”的思维习惯，因为读博的过程就是学会如何跳出惯性思维和确定性编织的舒适圈，去批判自己熟悉的事物，从中发现未知的知识。我想这也是“好学生”和“独立学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只有时刻对现象保持敏感，对已有解释持质疑的态度，敢于挑战已知，才能培养出对研究问题的敏锐洞察力，从所谓的确定性中看到仍存在的不确定性，并将其发展为一个高质量的研究问题。
我们常常面临的问题不是缺乏选择，而是选择过多。清华园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每个机会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尽管人的有限理性已经成为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但真到了做决定的时候，大家好像都更希望成为绝对理性的机器，在任何一个节点都不能踏错一步。小到研究方法的取舍，大到就业方向的选择，大家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权衡利弊。
在关于如何做选择这个问题上，我始终记得我的导师张晨老师的教诲。她告诫我，在选择时，应该始终选择最困难的选项，而不是最省事的选项。从有限理性出发，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预测每个选择的后果，因此很难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确定最佳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从个人成长和学习的角度来看，最困难的选择往往能带来最大的自我提升。
这又回到了我们“在确定性中寻找不确定性”的话题。如果总是选择最省事、或者最容易的选项，那么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舒适区内徘徊。相反，那些看似困难的选择，往往意味着要突破我们的认知局限，进入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新领域。只有勇敢地选择这些困难的道路，我们才能走出舒适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当然，选择最困难的选项是需要勇气的。每当面临重要的选择时，我总会想起宫崎骏的一句话：“我永远不想为没有尝试某件事而感到后悔，尝试后的失败总比没有尝试好。”就像在求职时，同时在海内外的教职市场上投递简历当然是最困难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海外的教职意味着更广阔的世界。对于一直在国内求学的我来说，在海外高校任教将是一段全新的经历，它能带给我更多的成长。相比于暂时的安逸，我更害怕自己因为没有拼一把而后悔。因此，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投递了海外高校的职位。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最为困难的选项，也因此收获了宝贵的成果。
对我个人来说，揭示事物变化背后的普遍规律，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因为它让我感觉自己能够窥见世界运作的本质。然而，随着博士生涯的深入，我反而越来越困惑。在组织行为学这样一类研究人类和社会的科学领域，我们很难像理工科那样，得到一个公理一般的结论。因为人及其所构成的组织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系统，其中充斥着太多的影响因素和边界条件。即使是最顶尖的研究，其结论可能也只能解释个体行为中百分之一的变化。
因此，在质疑现有知识的过程中，许多人可能会陷入“不可知论”的困境，开始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真正对现实世界有所贡献。
对于自己领域的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我也曾感到迷茫。带着这样的迷茫，我前往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进行了一年的联合培养。
当时，我在与一位资深教授的闲谈中，向他表达了我的困惑。他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在他看来，商学院的研究很难像理工科那样，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直接和明显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认清和接受的现实。但我们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教学等更间接的方式，激发学生的灵感，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改变世界。虽然我们的研究结论可能只能解释人类行为的百分之一，但这一丁点的理解，也许在某个关键时刻，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推动一个团队、一家公司，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从孤立的视角来看，我们作为研究者当然要承认自己研究贡献的局限性。但在拥抱现实的基础上，我们仍然应当保持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念，坚信自己研究的价值，并作为一个拥抱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前行。
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之所以怀念自己的博士生涯，或许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便抱持着一个体验派的心态。
在刚入学时，周围经常会有一些善意的声音，建议我们应当在特定的时点做出特定的选择，以避免走弯路。但回望过去的六年，我却感到所谓的少走弯路其实是个伪命题。每一个选择、每一条道路都能教会你独一无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像连点成线一样，串起了你后续的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弯路，你可能就不会学会某些事情、遇见某些人、碰到某些机遇。所谓的捷径或许根本不存在，恰恰是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弯路的过程，最终成为增加你生命厚度的独一无二的阅历。
不论是在博四下学期决定冒着延毕的风险去密歇根大学访学、尝试寻找海外高校的教职、还是选择在闲暇时去担任兼职咖啡师，我永远是以一个体验派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就像法国作家André Gide在他的书中提到的，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做的，不是原原本本讲述他所经历的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
或许博士生也应当像艺术家一样，以一个体验派的心态，去面对“读博”这一场增加生命厚度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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